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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经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，孔子已经被严重神话，但同时孔子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也被后世一些儒者有意抹去，变得庄严却失去趣味。后世流传一句著名的话，即“以德报怨”，实际上这句话根本不是孔子说的，而是有人问孔子的原话。
《论语.宪问》中的原话是，有人问孔子：“以德报怨，夫子以为如何？”孔子的反问非常精彩：“（如果以德报怨），何以报德？”接着，孔子给出他认为正确的答案：
“（面对仇恨），要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！”说的通俗些，就是孔子认为别人对你自己样，你就对他怎么样。对方有恩于你，你就必须报恩，对方伤害了你，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伤害他，一报还一报，天经地义！
孔子这些年在国外流浪，一直得不到重用，实际上和他的火爆性格有很大关系。孔子有经天纬地才，又嫉恶如仇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他每到一国，都是当地庸猾官僚们的最大敌人，这很好理解，谁也不欢迎一个来抢自己饭碗的洋和尚，都会想办法阻止孔子受重用，否则自己只能喝西北风。
晋文公姬重耳游历诸国，但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留在所居国，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晋国即位的。孔子不一样，他是鲁国人，但为了实现理想，孔子是可以改换国籍的，这就注定了孔子的不受欢迎。孔子说自己是“丧家之狗”，半是戏谑，半是对现实的无奈。
世人很难想像，孔子这样名闻天下的大政治家、大教育家、大思想家，居然会挨饿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。根据《吕氏春秋.任数》的记载，孔子在陈蔡游历时，曾经七天没有吃到米饭，饿得前心贴后背。
还是学生颜回到外面讨到了一点米，回来煮着吃，颜回已经饿得两眼发绿，偷偷的吃了一点，然后捧给老师进食。以孔子这样的胸怀大度，在他偷看到颜回吃米时，都认为颜回是在偷吃东西，可见孔子已经饿成什么样了。
后来孔子游历楚国，也是跟叫花子似的，到处讨饭吃。有个渔父看孔子实在可怜，就送给孔子几条鱼，孔子碍于面子，坚辞不受。还是渔父说天气太热，距离市场太远，卖了也没人要，扔了又太可惜，不如送给老夫子食用，也算一件功德，孔子这才勉强接受。
孔子的伟大之处恰就在这里，以孔子的特殊社会身份，只要他肯低头，与那班庸俗的官僚同流合污，什么样的富贵他得不到？但孔子的道德底线不容许他这么做，孔子是个好名之人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。”孔子要做的是寒冬迎风而立的松柏，而不是秋风一过便黯然扑地的枯草。
孔子入卫、入陈、入蔡、入叶、入楚，游历了大半天下，虽然一直没有获得成功，但至少可以说是孔子是位出色的旅行家。历经风霜，黄尘扑面，车马劳顿，甚至有陈蔡之厄，饥于乏食，但枕于江涛之畔，观红日初升，望斜阳断雁，这样的人生，已经相当成功了。
在政治上，孔子已经不对中原诸国抱有什么奢想了，他甚至有“浮海而居九夷”的想法。所谓九夷，有一说是南方楚吴之南的夷族部落，但如果要去此地，是用不着坐船浮海的。《汉书》的解释比较合理，九夷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，需要坐船过去。
孔子欲去九夷，一方面是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建一个不被世俗所打扰的居所，另一方面，孔子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还是想做一个政治家。虽然孔子最终没有浮海去九夷，但他心中依然保留着一块乐土，那是属于他自己的。
孔子在卫国没有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机会，那他的下一站，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——鲁国，至少回到鲁国，远比到处流浪更能得到机会。实际上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花甲老人了，即将到七十而随心所欲的年纪，政治上的伟大抱负，终究敌不过“叶落归根”的游子情怀。
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，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。当一行人乘坐的马车踏进鲁国国境的那一瞬间，想必胡须早已花白的孔子心中感慨万千，孔子也清楚，以他这个年龄，是不可能再周游列国了。如果能终老于鲁，叶落归根，葬于父母之侧，孔子此生不虚活矣。
孔子能回到鲁国，和他在鲁国做高级将领的学生冉求向执政的季康子推荐有关，但鲁国执政对孔子的态度也非常明确——尊而不用，也不敢重用孔子，毕竟孔子的性格不是官场中人能吃得消的。
季康子给孔子安排了一个“从大夫后”的职位，相当于元老院顾问，享受老干部离休待遇。这么安排，即保全了孔子和鲁国执政的面子，又能保证孔子就鲁国施政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一举两得。
季康子的施政理念比较激进，他是鲁国历史上少见的铁血执政，对加快春秋奴晚期隶制经济制度的瓦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即改变“田赋”。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基础，如果这一政策加以推行，孔子的政治理想将完全破灭，所以孔子是极力反对的。季康子非常尊敬孔子，但从来没有把孔子当成神，他自己认定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下去，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。
孔子在政治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，学生冉求因为支持季康子的“土改”工作，被孔子好一顿臭骂，甚至还和冉求断绝了师生关系。为了表达对冉求等激进派的愤怒，孔子说“求，非我徒，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可见冉求的激进对保守的孔子带来多么大的感情伤害。
不过孔子也知道冉求在政治上是依附于执政季康子的，恨屋及乌，孔子对季康子也没有多少好感。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，孔子抓住机会，对季康子冷嘲热讽，下嘴非常刻薄，毫无政治家风范。
比如季康子问过孔子三个问题：一、如何治理国家；二、如何解决盗患；三、是否应该多杀坏人以正社会风气。孔子的回答只有一个：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你自己身正就不怕影子斜，你自己克已复礼，就不愁别人和你南辕北辙。
孔子对季康子破坏“先王之法”非常不满，但孔子在社会道德层面对季康子的劝谏还是非常有道理的，比如季康子问孔子：“如何才能让士民尊重我，听我的指挥？”孔子答：“这个很简单，你尊重百姓，百姓就会尊重你；你当以孝为先，以慈爱为本，百姓自会对你忠心耿耿。选贤与能，给所有人上进的机会。”
孔子也同样和鲁哀公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哀公问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治国其实就是治吏，用贤与能，庸猾之辈就没有上升的空间，则百姓受益，反之，则百姓遭殃，历代兴亡都是遵行这条规律，没有例外。
当然，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治民的问题，其实这并不奇怪，任何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。
纵使孔子有百般不是，但仅凭孔子在与鲁哀公讨论中的一段话，孔子就足以受到后人的爱敬。事出于《说苑.政理篇》，哀公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老百姓的财政收入，孔子就说了三个字：“薄赋敛”，只要做到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，老百姓自然就会富起来。
哀公有些不解，质问孔子：“如果大多数人都富了，我岂不是就穷了？”孔子劝他不要这么紧张，要相信老百姓的善良，“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”，只要老百姓富裕了，自然会有更多的余钱交税，而不是在老百姓还穷馊馊的时候就恶狠狠的抢老百姓的救命钱，相比之下，后世一些昏君还不如孔子。
《论语.颜渊篇》记载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如何才能使国库充盈，有若的办法是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”只要老百姓有钱了，国家自然也就有钱，如果百姓穷得喝西北风，君主一毛钱也收不上来。有若的经济思想和孔子是相通的，或者说有若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。
孔子虽然能够对鲁国执政施加一定的影响，但毕竟孔子只有发言权没有决定权，只能无限感伤地怀念他的政治偶像周公姬旦。都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使人，实际上真正开创儒家思想的，正是周公旦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孔子只是将在春秋时尚耒成熟的儒学打造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体系，地位有些类似于词史上的南唐后主李煜。
孔子老了，他曾经在梦中遇到周公，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者往往都会在梦中才能驰骋于江湖，求功名，不朽于万世。对于一个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老人来说，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儿孙绕膝，安度晚年。
只是让孔子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孔鲤却先孔子而去，只留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子思（有一些学者认为子思是孔鲤的遗腹子）。人生三大至痛之一就是老年丧子，孔鲤的撒手西去，给孔子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多深，可想而知。
更让孔子揪心的是，自己已经来日无多，一旦自己不久就去世，嫡孙子思怎么办？最可行的办法，只有把子思交给自己的一位学生，让他来代养子思，孔子最终选择的是他的高足曾参。实际上曾参虽然才学多博，但他在星光灿烂的孔子学生中并不是最耀眼，最耀眼的那颗星星，也在孔鲤去世不久也开了人世，他就是颜回，死于公元前481年。
相比于儿子孔鲤的去世，颜回的死，几乎导致孔子精神世界的彻底崩塌。虽然孔子拒绝了颜路要给颜回置办外棺的要求，因为孔子要平等的对待每个学生，但孔子对颜回的死还是痛不欲生，无法接受。
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孔子一直把颜回当儿子一样，孔子不止一次“吹捧”过颜回，颜回是除孔鲤之外，孔子的另一根精神支柱。现在两根精神支柱相继倒塌，换了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子都难以承受，孔子再伟大，此时他也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。
孔子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打击还没有结束，一年后，也就是公元前480年，孔子另一位得意门生，时任卫国蒲邑宰的子路，死于卫国孔悝之难。子路比孔子小十岁，和孔子是同代人，与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，孔子非常器重子路。所以噩耗传来，孔子哭倒于地。
每个人都是坚强的，每个人又都是脆弱的，在心灵深处总会留有一片温柔的芳草地，但当命运之神残酷在孔子的芳草地上来回践踏的时候，铁打的人，也会吃不消。一连串的打击，孔子终于一病不起。
孔子是个天生豁达的人，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，孔子曾经站在大江边，看着浩荡东流的江水感叹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孔子这一辈子，得到了很多，也失去了很多，从起点回到起点，没有大阅历、大智慧、大胸怀的人，是难以承受的。
鲁哀公十六年，公元前479年四月十八日（杜预认为有可能是五月十二日），心犹不甘的孔仲尼溘然长逝，寿七十三岁。
如同诸葛亮的死震惊蜀汉一样，孔子的死，在鲁国引发了巨大的震撼。虽然孔子一直不受重用，但孔子做为鲁国的标志性人物的地位，是谁都撼动不了的。鲁哀公当然知道孔子的地位，在孔子死后，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，写了一份祭孔子的祭文。以《左传》为准，祭文如右：“旻天不吊，不慭遗一老。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。呜呼哀哉！尼父，无自律！”
孔子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，但这一切已经和孔子没有关系了，葬礼无论搞成什么规模，都是做给活人看的，
也许孔子生前并没有意识到，在他死后近四百年后，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学者向一位名叫刘彻的皇帝提出了著名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思想方针，并得到了实行，从而极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。甚至从某种角度讲，自汉武帝刘彻以后的两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史，就是一部《论语》被打开然后合上，然后再打开的历史。只是这一切，孔子已经看不到了。
仰俯无愧天地,褒贬自有春秋，孔子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情，至于功过得失，自有后人评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