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七章【利益】

大泽天下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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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魏惠王不懂“出头的椽子先烂”的道理,贸然称王,只换来了一群强敌。齐、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,秦军又来趁火打劫,再次陷入腹背受敌。

    咸阳城门大开,黑旗之下,商鞅为大将、公子少官副之,率雄师五万东进。

    魏国这边,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,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。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,问如何御秦。

    公子卬进言道:“商鞅昔日在魏时,与臣是朋友,臣曾向大王举荐他,但大王未用,今日臣愿领兵前往,先与他讲和,如若不许,然后固守城池,再请援兵。”

    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。魏惠王就拜公子卬为大将,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,进屯吴城。吴城,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,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,坚固可守。

    秦军到得河西边境,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。

    秦、魏两国的这一仗,大有可观——

    无论是将,还是兵,都是棋逢对手。

    但是,魏国来的是名将,军队也是精锐之师。

    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领兵打仗,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,究竟能行否?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。

    但是,商鞅自变法以来,行事似乎就有天助。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。

    商鞅与公子卬年岁相仿,志趣相投。正如公子卬所说,商鞅的游魏岁月,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!

    既然是旧相识,那就对不起了,今天我就是要“杀熟”。

    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他,只按当初部署,先礼而后兵

    他正欲修书送往往秦营,劝商鞅罢兵,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:“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,现在城外。”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,启开书信细读:?

    鞅始与公子相得甚欢,不异骨肉;今各事其主,为两国之将。何忍治兵,自相鱼肉?鄙意欲与公子相约,各去兵车,释甲胄,以衣冠之会,相见于玉泉山,乐饮而罢。免使两国肝脑涂地,使千秋而下,称吾两人之交情,同于管、鲍,公子如肯俯从,幸示其期。?

    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,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,读罢竟大喜,拍案道:“吾意正欲如此。”于是厚待使者,写了一封回信:?

    相国不忘夙昔之好,安秦、魏之民,明管、鲍之谊,此卬志也。三日之内,惟相国示期,敢不听命??

    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,一见回信,冷冷一笑:“吾计成矣。”

    于是又派人入城订日期,说:“秦军前营已撤,打发先回,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,便拔寨尽行撤走。”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、麝香,传话说:“此二物为秦地所产。旱藕益人,麝香辟邪,聊志旧情,永以为好。”

    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,平日感觉太好,见了商鞅这番表示,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,于是不疑有诈,写了回信答谢,定下相见日子。

    秦军大营立刻中传出军令,由公子少官率领,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,将士皆放假,打猎改善伙食。

    秦军前营这一动,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: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么?眼下就是一例!

    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,一大早上,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,大声吆喝:“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,随行不满三百人。”

    公子卬听了,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,便也用车载了酒食,还有一个乐队,乘车赴会。他所带的随从护卫,人数上与商鞅相当。

    三百人旗帜华丽,车马辚辚,迤逦往玉泉山行去。

    那玉泉山,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。这是什么样的险地,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?

    看来,人要是蠢,也不是天生的,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。

    春秋已是无义,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,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?商鞅固然有“南门徙木”的优良诚信记录,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,而对敌方主帅,诈还诈不过来呢,要诚信又有何用?

    出发前,有一个名字叫“错”的裨将,苦苦谏道:“秦乃夷狄,素无信义,请不要去。”

    公子卬说:“以往,我与鞅二人都在故相公叔痤手下做事,鞅廓然有大志,大王不能用其材,我甚惜之。鞅欲去,我赠以百金,拿去贿赂秦臣景监,他才得见秦伯。鞅既受大恩,安肯欺于我?”

    从这个道理上说,商鞅如要骗公子卬,确为不仁不义之至,但这只是两人关系,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,那又大不同了。

    裨将错见主帅迷糊,又再三劝谏,公子卬不听,坚持要去会盟。

    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,满脸真诚笑容。

    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,也无兵器,于是一百个心放下,欣然拜会老友。落座之后,两人叙起昔日交情,都有不胜沧桑之感。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,商鞅更是诚恳,魏国方面的随从无不欢喜。

    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,主要的事谈罢,就宣布开宴。

    公子卬是地主,先上魏国的酒席,并先敬商鞅酒。三敬三酬,乐队也奏乐了三次。

    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,就命撤了魏国筵席,另用本国酒馔。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,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,一个叫乌获,能力举千钧;另一个叫任鄙,能手格虎豹。两人伺候着主宾,样子很怪异。因是军前宴席,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,公子卬也不以为疑。

    商鞅一边举爵劝酒,一边以目视左右。左右会意,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,山下顿时杀声响应,声震峡谷。

    公子卬饶是愚蠢,也被这杀伐声警醒,质问道:“杀声何来?相国莫非要欺我否?”

    商鞅笑道:“暂欺一次,尚容告罪。”

    公子卬心慌,便欲逃走,却被乌获紧紧抱住,动弹不得。任鄙指挥左右,将公子卬绑住。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,将公子卬的车仗、随从全部俘获。

    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,先送回秦国报捷,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,解开了绳子,赐酒压惊。

    商鞅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,放了他们是因为还有用。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,教他们道:“只说主帅赴会回来,赚开城门,另有重赏,如若不从,即时斩首。”

    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,忽然见有生路,如何不依?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,任鄙冒充护送使臣,另坐一车随后。

    到了吴城,城上裨将错认得队伍是自家人,毫无防备,马上开门。那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,一顿乱砸,将城门砸坏,关闭不得。

    魏军有上前格斗的,都被打倒。城外不远处,商鞅亲率大军急速赶来,杀声震天!

    城中军民慌成一片,四处乱窜,商鞅大军从从容容占了吴城。

    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,料定河西难守,便弃城而遁。商鞅率军渡过黄河,长驱而入,直逼魏国旧都安邑。

    魏惠王大惧,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,到秦军大营议和。

    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!经过讨价还价,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。穆公的伟业暂时还没达到,但献公的伟业在商鞅手中,得以重振。

    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,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,班师回国。

    大秦旗帜,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!

    河西之地后来的苏秦,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,表示了高度的敬佩。他赞美说,这是“谋约不下席,言于尊俎之间,谋成于堂上”。

    一失,魏国西边顿失屏障。魏惠王大忿,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,说: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

    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,不安全,于是正式迁都大梁,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。自此,魏国也称为梁国,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。

    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,最后的结局是“陷于秦,不知所终”。

    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,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,史籍上说他“性豪率,善属文,七岁能诵诗书,有古君子之风”。

    正是这“古君子之风”害了他,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。

    此后七年,有自称公子卬者,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。魏惠王见信而泣,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,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。结果遭遇秦军,龙贾败死。

    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,总之是大胜魏国。魏国自此一役,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,开始走下坡路。

    商鞅的个人功业,也因此役达于极致。

    十数年来,在他的治理下,秦国威名赫赫。史载“天子致伯”、“诸侯毕贺”,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,封秦孝公为“方伯”(一方诸侯的首领),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。

    秦孝公为嘉奖商鞅之功,封商鞅为列侯,把以前所取魏地商、於等十五邑,作为商鞅的食邑(向商鞅纳税),号为商君——后世称卫鞅为商鞅,就是因此而来。

    这个封赏,使得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。商鞅本是以强公权、削分封起家的,到头来,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。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。

    这个悖谬,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使他陷入绝境。

    不过此时的商鞅,浑然不觉,谢恩后回到府第,对家臣说:“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,挟满腹谋略归秦,为秦改革治国之道,立致富强。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。封邑十五城,大丈夫得志,可谓极矣。”?

    然而,自古高处不胜寒。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,在秦国毫无根基,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,才获得如此之成功。那么他的荣辱,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。

    这不单是“封建社会”才有的人际关系,这种依附式、授权式的人际关系学,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。

    商鞅,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!

    他的成功,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。他在变法期间,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,到了“日绳秦之贵公子”(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)的地步,以至“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。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。

    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?不能!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,悲剧性就在于,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。从种种记载看,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,也是个目的论者,为人刻薄寡恩,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。他的新法中,设有连坐之法,相当严厉,据说增加了凿顶、抽肋、镬烹之刑。

    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,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,到了商鞅这里重新加强,百姓焉能不怨?

    除了秦孝公,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。

    这处境,就相当险恶。

    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?

    司马迁说商鞅是“天资刻薄之人”,刘向《新序》里也说商鞅“内刻刀锯之刑,外深铁钺之诛”,也就是说,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。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,一天内就杀了700人,“渭水尽赤,号哭之声动于天地”,他丝毫不存怜悯。

    后世对商鞅的记载,也许有夸张的地方,但所有资料中,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,因此可以断言,他对秦宗室的压制,完全是出于公义。

    至于“刻薄寡恩”,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。人,或者民,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,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。法家是目的论者,为了富国强兵,百姓就出让一些自由吧。百姓的感受,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。因此,新法实施后,“秦民皆言其便”和“秦民皆怨望”是可能并存的。什么样的话,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。

    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,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,曾经去见商鞅。

    商鞅问他:“请你说说我之治秦,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?”

    赵良说:“五羖大夫相秦六、七年,三置晋君,并国二十一,施德诸侯,而八戎来服。五羖大夫做相国,劳不坐乘,暑不张盖,行于国中,不从车乘,不操干戈,功名藏于府库,德行施于后世。五羖大夫死,秦国男女流涕,童子不歌谣,舂者不相杵。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。而您呢,您能见到秦王,是通过嬖人(宦官)景监,名就不大正。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,而大筑宫殿,乃面子工程也。刑黥太子之师傅,以峻刑残伤百姓,是积怨畜祸也。您还南面而称寡人,日绳秦之贵公子。诗曰:‘相鼠有体,人而无礼;人而无礼,何不遄死。’以这诗来看,你这么做,怕是要折寿。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,您可要小心。诗曰:‘得人者兴,失人者崩。’您做的这几件事,都不得人心。你出门,后车十数,从车载甲,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,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。这些东西,假如少了一样,您就不出门。《尚书》曰:‘恃德者昌,恃力者亡。’您已经危若朝露了,还想延年益寿乎?您何不归还十五城,在郊区灌园种菜,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,养老存孤,敬父兄,奖有功,尊有德,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。您要是贪商、於之富,独断秦国之教化,积百姓之怨,君上一旦不立朝(上不了班了),秦国想收拾掉您的,人数还能少吗?您的败亡,可翘足而待哩。”

    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,这一大篇声讨词,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,只是一个“弗从”(不采纳),就算完了。

    但是赵良所说的,后来全都应验了。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,这当然也有可能。但我估计,这篇慷慨陈词,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。